文艺批评·教师节特稿 | 理查得·肖尔：被压迫者教育学——致敬保罗·弗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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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理查得·肖尔为《被压迫者教育学》所写的前言，文中理查得·肖尔对保罗·弗莱雷的学术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强调保罗·弗莱雷的教育理念在当下仍充满着无尽的活力与魅力。作为巴西著名教育家、批判教育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保罗·弗莱雷以其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广受赞誉。他不仅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20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教育家”，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刊物《教育展望》列入100位最具国际影响的教育家。其最具代表性、最负国际影响的代表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自1968年发表以来，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仅英文版就发行了75万册。此书被誉为“一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书，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处境的人们悲天悯人的关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呼唤与勇气奉献”，并被称之为“被压迫者的教育圣经”、“真正革命的教育学”。

本文为理查得·肖尔为《被压迫者教育学》50周年纪念版所写的前言，选自《被压迫者教育学》（作者保罗·弗莱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转载自公众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特此感谢。

文艺批评祝敬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作为巴西著名教育家、批判教育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保罗·弗莱雷以其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广受赞誉。他的教育理论不仅在亚非和拉美国家被奉为经典，还被第一世界左派教育理论家奉为圭臬。

教育工作者

1985年，他跟妻子埃尔莎一起获得“杰出天主教教育工作者奖”。

教育和平奖

1986年，他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教育和平奖。

名誉学位

欧美共有29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其中，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等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

教育家

他不仅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20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教育家”，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刊物《教育展望》列入100位最具国际影响的教育家(在世便享此盛誉的仅4人)。

《被压迫者教育学》

[巴西] 保罗·弗莱雷 著

顾建新 张屹 译    徐辉 审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被压迫者教育学

50周年纪念版前言

文 | 理查得·肖尔

弗莱雷1921年出生于累西腓市，这是第三世界里贫穷和不发达情况最为糟糕的中心区域。他出生后不久就不得不直接体验这种现实情况。随着1929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开始波及巴西，弗莱雷出生的中产阶级家庭原本就不怎么稳固的稳定性荡然无存，他发现自己与其他的“人间的不幸者”一样处在困境之中。

这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尝到了饥饿带来的痛苦，学业上也开始拖后腿，因为饥饿使他无精打采。这也使他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发誓要终身与饥饿作斗争，而其他孩子未必就知道他当时所遭受的苦难是什么滋味。

他从小就过着穷人一般的生活，这也使他发现了无依无靠者身上普遍存在的所谓“沉默文化”。他逐渐认识到，他们的无知和冷漠是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控制局面的直接产物，而无依无靠者都是其受害者。他们不被鼓励，也没能力去认识和应对所处世界的具体现实，而是“淹没”在一种事实上不可能出现批判意识和反应的状态之中。他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教育体系是维护这种沉默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弗莱雷对这一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他把注意力转向教育领域，并开始投身于教育工作。在之后的岁月里，他潜心研究和反思，在教育哲学方面形成了富有创造性的新主张。他直接投身于解放人的斗争，旨在创造新世界。据此，他不断借鉴不同境遇中和持不同哲学立场的人的思想和经验：用他的话来说，他广泛涉略“萨特（Sartre）和穆尼耶（Mounier），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和路易斯·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毛泽东，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乌纳穆诺（Unamuno）和马尔库塞（Marcuse）等的思想”。他充分吸收这些人的见解，形成了一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能真正回应拉美具体现实的教育观点。

1959年，他在累西腓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中首次表述了他对教育哲学的想法。他的这些想法见诸他后来担任该大学教育历史和哲学教授时所出版的著作，也见诸他在累西腓市所进行的扫盲教育的早期实验。他提出的方法在整个巴西东北部的扫盲运动中被天主教人士及其他人广泛使用。

他的方法被认为对旧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1964年军事政变后，弗莱雷即被捕入狱。七十天后，他被释放，并被逐离巴西。弗莱雷流亡智利，并在那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智利农业改革研究院工作了五年，从事成人教育项目工作。之后，他担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顾问，并与多个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开展新型教育实验的团体紧密合作。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要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与保罗·弗莱雷的思想进行对话是一段令人兴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现如今，学术界充斥着大量抽象而缺乏独创性的智力成果。我对此不无厌恶，所以，我对一种完全立足于历史语境下的反思过程感到兴奋。这种反思贯穿于力图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因此它代表着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全新结合。当我看到保罗·弗莱雷，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试图去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人性化使命，并展示思想的力量，去打破公认的种种限制，为全新的未来开辟道路，我深感振奋。

弗莱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人的本体使命(他如是说)就是要成为一个作用于世界并改造世界的主体，唯其如此，才会不断有新的可能使个体和群体生活更完整、更丰富。

人所关联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和封闭的秩序，即人必须接受和适应的已知现实；相反，这是一个有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世界是人借以创造历史的材料。这是人在克服特定时空中的非人性化境况并创造全新世界时所要担负的一项使命。在弗莱雷看来，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为当下实现这一使命提供了资源，但是迫使我们否定现行秩序并证明历史并没有终结的社会愿景则主要来自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除此之外，弗莱雷也深信(现由广阔的经验背景为支撑)，无论一个人有多么“无知”，也不论一个人被“沉默文化”淹没得有多深，他都可以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式相遇来批判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个体在这种对话式相遇中掌握了合适的工具，他就能逐步感知个人现实和社会现实及其中的矛盾，就可以察觉到自己对这一现实的感知，也就可以批判性地去对待这一现实。

在这一过程中，那种老式的、家长式的师生关系得到了改变。一个农民可以比一名从外面请来的“教师”更有效地帮助邻居推进这一过程。

“人以世界为媒介相互教育。”

随着这一切的发生，语言便产生了新的力量。语言不再是抽象概念，也不再是魔法，而是人在命名周围事物的过程中借以发现自己并发掘潜能的手段。正如弗莱雷所说,每个人又重新赢得了说出自己的话语，也即命名世界的权利。

初看起来，保罗·弗莱雷在拉丁美洲教育文盲的方法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有别于我们自己在这个国家里所处的世界。当然，主张要把这套方法照搬到这里来是荒谬的。但两种不同的情况所具有的某些相似之处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这个技术先进的社会在迅速地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变成客体，并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严格地遵从这种制度逻辑。就实际情况来说，我们也是在慢慢地被淹没在一种新的“文化沉默”之中。

自相矛盾的是，使我们陷入此种局面的相同技术，同时也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带来了新的敏感度。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新媒体的出现以及陈旧的权威观念的消蚀，为他们对这种新束缚产生敏锐意识开辟了途径。

世界上不存在所谓中立的教育过程这样的东西。教育要么充当工具，用以促进年轻一代融入现行制度逻辑并使他们与之相符合，要么就变成“自由的实践”，即人们借以批判性和创造性地对待现实并发现如何参与世界改造的手段。要构建一种有助于促进这一过程的教育方法，这将有助于新人（new man）的培养。对于担负此项使命且在寻求可资实验的观念和工具的人而言，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在今后的岁月里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文选自《被压迫者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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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Merto

图源｜网络